王宠（1494-1533），明代书法家，字履仁、履吉，号雅宜山人，吴县（江苏苏州）人。
邑诸生，贡入太学。博学多才，工篆刻，善山水、花鸟。诗文声誉很高，尤以书名噪一时，书善小楷，行草尤为精妙。
著有《雅宜山人集》，传世书迹有《诗册》《杂诗卷》《千字文》《古诗十九首》《李白古风诗卷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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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宠诗文书画皆精。书法初学蔡羽，后规范晋唐，楷书师虞世南、智永；行书学王献之，融会贯通。小楷尤清，简远空灵。其名与祝允明、文征明并称。何良俊《四友斋书论》评其书：“衡山之后，书法当以王雅宜为第一。盖其书本于大令，兼人品高旷，改神韵超逸，迥出诸人上。”著有《雅宜山人集》。传世书迹较多，有《诗册》《杂诗卷》《千字文》《古诗十九首》《李白古风诗卷》等。《千字文》，纸本墨迹，行草书。此千字文，凡104行，每行字数不一，共1015字。纵28厘米，横463.6厘米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。《宝蕴楼书画记》著录。此篇《千字文》结体平稳，俯仰欹侧变化不大，可以窥见其师承王献之、虞世南的轨迹。此帖既有魏晋时期王氏父子风华俊丽、遒逸疏爽之姿，又具初唐时期虞世南的气秀色润、外柔内刚之气。从用笔方面来看，其行草气息平和，干净利落，一丝不苟，笔势凝重、洗练，笔画之间很少有连笔牵丝，字字独立，互不相连。综观此书作，典雅平淡，落落大方，草法严谨。
青年时代苦读书20年，建越溪庄，设有“采芝堂”、“御风亭”、“小隐阁”、“大雅堂“、“辛夷馆”、“铁观斋”等收藏书画之所，读书练字、作画于湖上，后以诸生入国子监。藏书颇多，于书无所不窥，手写经书皆一再过。滂喜斋藏宋刻《云斋广录》有“王履吉印”、“铁观斋”朱记。又宋刻《东观余论》、元本《扬子法言》印有“雅宜山人珍藏图籍”、“古吴王氏”“王履吉印”“王宠履吉”“太原王宠”“玄微子”“辛夷馆印”“王宠”“雅宜山人”“履吉父”等。
探究王宠书法的“疏淡”，实来自于其独特的人生际遇、品行修养和审美追求。
王宠自正德庚午（1510）至嘉靖辛卯（1531），凡八次应试，均未中。在王宠周边不达的友人中，有的选择了放浪形骸，如祝允明、唐寅与陈淳；有的选择了忍耐，如汤珍；有的选择了隐居，如陆治。王宠选择了隐居，潜心诗书，逍遥林下，二十年读书石湖之上，讲业楞伽山中。正如其《行书札》中云：“家中虽贫落，越溪风景日增日胜，望之如图画，独此一事慰怀耳。”（上海博物馆藏《王宠行书札》）书为心声，自然地，王宠的这种“不激不厉”的心境折射到了在他的笔下——疏淡空灵而又逸笔草草。这种讲究技巧而又自然流露的书法功力与萧散洒脱的雅玩心态，正是他科考屡次应试不第，进而沉湎于书画、寄情于山水的结果。
同时，王宠高洁的品行陶铸了其书法疏淡的品格。王世贞在为王宠写的《像赞》中称其“善为雅言，不及猥鄙”，“且不以所学尚人，故人乐亲附之”。王宠逝后，顾璘在怀念这位故友时说：“清夷廉旷，与物无竞，人拟之黄叔度。尊官宿儒忘年友善，罔不乐其温醇。”（顾璘《太学生王宠》）。文徵明与王宠虽为师生关系，且长王宠25岁，但文氏正是看重了王宠高洁的品行，折辈与交，成为频繁郊游、诗文酬唱的挚友。文徵明在为王宠撰写的《墓志》中称颂他“君高朗明洁，砥节而履方，一切时世声利之事，有所不屑。其志之所存，必有出于言语文字之上者。”真可谓知言。
王宠的生存环境和品行修养，合力促成了其审美心理与书法旨趣的养成。明代朱曰藩曾说：“雅宜书蕴藉秀媚，大概类其为人。”（《跋顾孝正所藏雅宜诗卷》），指出了其人品与书品的关系。王宠高蹈出尘的心态养就了他疏淡秀雅的艺术审美心理，正如他的诗歌，随处可见的是对隐逸的企愿和对富贵生活的不屑——他以层台缓步的用笔传达给我们宁静、优雅、孤高以及与俗世的距离感。
而王宠书法的“流宕”，明显是受了当时时代书风特别是祝允明的影响。王宠与祝允明性情相投，交情深厚，虽然艺术主张不尽相同，但互相借鉴在所难免。祝允明在行草书上充分释放个性，用笔和结构大开大合，充分展示了他潇洒、奔放、热烈的个性，一派流宕浩然之气。与祝允明一样，王宠在书法上有着独立的精神，虽然他有临摹祝书的经历，但并非亦步亦趋，而是著意于个人面目的锻造。在他去世之前，还常常以指画肚，因为“祝京兆（允明）许我书狎主齐盟，即死，何以见此老地下”。（王世贞《跋王雅宜书杂咏卷》）
王宠行草之所以与祝允明比较接近，是因为他不仅临摹祝允明，而且与祝氏一样，也取法李怀琳。王世懋曾洞察李怀琳与祝、王二人书法之关系：“吴人绝重李怀琳书，希哲（祝允明）书十九首古诗及王履吉（宠）晚年草法，皆从此出。祝书尤得其丰神；王草‘欲’字、‘强’字、‘穷’字等规仿，不易一笔，他古帖所无也。世人不睹怀琳书，安知二先生书法之自哉？文氏《停云馆帖》虽刻此书，而笔意失真，后得此册，真宋搨本之精者，二先生心印始见矣。（王世懋《题李怀琳书嵇叔夜绝交书》）
因为王宠学习祝允明的书法，且二人皆学李怀琳，因此，王宠早期书风与祝允明作品风格最为接近。顾复在评价王宠晚年行草《白雀寺诗》时说：“如怀素，颖圆锋正。开卷时以其为枝山卷，末款识则雅宜也。得享长年，岂让枝山独擅名当世哉!”尽管后来王宠随着书法审美趣味的变化，追求疏淡秀雅的书风，并想极力摆脱祝允明、李怀琳的影响，但一直到后期，其书法的“流宕”之气亦未能尽除。试将其《七绝二首》和祝允明的书法做一比较即可发现，该作用笔大幅度提按，字间牵丝引带、体势变化多端，隐约保留有祝氏书法“流宕”的典型特征。
王世贞称赞王宠晚年书法“虽结体小疏而天骨烂然，姿态横出，有威风千仞之势”。（《弇州山人稿》）可谓推崇有加。而王宠晚年书法作为流宕与疏淡的矛盾统一体，又何尝不是其愤激与冲淡这一矛盾心境的外化呢？——现实人生与人格理想的分离与矛盾，使其内心虽有愤激，但又高蹈出尘，但在病痛和失败的挫折下，他慢慢变得冲淡，成为一个温和如玉、不激不厉的君子。然而，王宠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和他怀才不遇所流露出来的感慨与无奈，最终还是掩映在他矜持的文字中。他在《山中答汤子重书》中写到：“山林之好，倍於侪辈，徜徉湖上，而忘返……颇耽文辞，登临稍倦，则左图右书，与古人晤语，纵不能解，片言会心，莞然独笑，饥而食，饱而嬉，人生适意耳。须富贵何时，诚日夕私贺，恐后之不如今也，尚安望哉！”
在愤激与冲淡中，王宠寄情山水，含醺赋诗，静心作字，度过了他平淡而短暂的一生……
明王寵真行草書（一）冊《尚書》，22.8x27.5公分，十二開，臺北故宮博物院藏。
王履吉楷书第一册尚书
右書經纂金牌配资。寵。